量产甜蜜:为什么我们无法停止吃糖和变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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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家庭里,多半有那么一两个“中年发福”的人。因为工作的原因频繁出入酒局、饭局,回到家之后又一动不动地横在沙发上看电视。身段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沉重,刚开始锻炼腿就直哆嗦,索性放弃。“懒,不肯出门,又不干家务,他不长胖谁长胖?”对于我父亲那滚圆的“啤酒肚”,我母亲这样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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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只是因为好吃懒做吗?仔细查阅数据就能发现,肥胖是一种“时代病”——我们的父辈一代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开始身材走样的。中国城市人口的肥胖率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飞速上涨,超重(BMI>25)的比率从1989年的10%左右,飞涨到了1997年的接近20%;2002年中国城市里的成年男性,有34%体重超标,超过15%已经迈入肥胖行列。

按我妈的说法,曾经只有不到120斤的我爸,是在结婚之后光速发胖的。“结婚之后爷爷奶奶给家里买了冰箱当嫁妆。我们就去供销社买那种散装的冰淇淋回家,你爸一个夏天就吃胖了10斤。”

不仅有冰淇淋,还有瓶装可乐,散装糖果,饼干点心……对于中国而言,80年代末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买东西再也不用出示票券,可以尽情地在财务允许范围内享受人造的甜蜜。零食成为了城市家庭的常态,塑造了我们的儿时记忆,也把“肥胖”这个我们曾经陌生的名词带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与此同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也都在80年代左右走上了发胖的快车道——不管是当时已经走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美国、英国,还是发展中的东亚各国、拉丁美洲。113个国家的肥胖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显著增长,有73个国家的肥胖率翻了倍,而至今没有哪怕一个国家将这个趋势成功扭转。这是一个工业批量制造甜蜜的年代,也是一个批量制造肥胖的年代。

工业食品的秘诀:研发人性

工业甜蜜的典范,大概莫过于“肥宅快乐水”可口可乐。为什么甜的饮料能够令人如此着迷?它们又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软饮最关键的研发内容,就是对于含糖量的操控。一罐330ml的可乐里含有多达35克蔗糖,然而在二氧化碳和焦糖香气的衬托下,却没有任何腻味感,只让人觉得清爽而愉悦,不愧“肥宅快乐”之名。2007年推出的“香草可乐”,尝起来有着香草奶油的浓郁香气,让人感受不到里面多达41克的糖添加。在亚特兰大的可口可乐中心,人们可以品尝可口可乐旗下一百多种软饮。从樱桃可乐到葡萄芬达再到味道有点奇葩的麦根沙士(Root Beer),我把所有带气儿的甜饮料都喝了一遍,发现几乎所有饮料,“甜”的程度都相差无几。

好快乐啊。图片来源:pixabay

好快乐啊。图片来源:pixabay

这种恰到好处的甜度配比,是通过无数次的调配和实验得来的,实验的关键,就在于找到人们感官上的“极乐点”(Bliss point)。

想象你面前有一杯寡淡无味的白开水,每往里面添加一点点糖,你在尝到的时候就会多喜欢一点点。糖一直加到不能再加、再多就会变得“腻”之前的那一刻,你的愉悦会被甜蜜的感受推到最大,恨不得一口全部喝完。所谓的极乐点,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词的发明人是哈佛大学实验心理学博士、食品研发行业的权威霍华德·莫斯科维茨(Howard Moskowitz)。他曾经参与过卡夫和百事等知名食品公司的研发,最近的成功例子,应该是美国饮料界的明星“胡椒博士”(Dr.Pepper)旗下的新口味。胡椒博士所属的加百列-怡泉公司聘请了莫斯科维茨的研发团队,调配了近4000种原浆饮料,进行了大规模的实验。从美国各地请来的大量被试,需要从感官的各个方面对这些原浆进行评估。收集的数据全部被输入复杂的算法模型中,一份长达135页的报告分析出了最关键的变量,得出最优的味型和相应的甜度配比。报告中也指出,可以用适量提高糖添加来代替胡椒原浆,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达到同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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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博士的新口味——“樱桃香草胡椒博士”大获成功,2008年,怡泉公司得以独立拆分上市,市值超过100亿美元——就连前第一夫人、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对胡椒博士青睐有加。

不仅仅是饮料。如何科学地加糖,可以说是整个食品工业的重点。

随便走进一家超市,不管是以便宜量大著称的沃尔玛、家乐福,还是堆满了各种昂贵有机进口食品的 Whole Foods、BHS,只要拿起货架上最显眼的商品,仔细研究一下营养表,你就会发现许多食物都人工添加了大量的糖。带给人罪恶的甜品自不必说;咸的肉罐头、香肠和火腿里面也藏着不少糖。最让人惊愕的是号称“健康营养”的早餐综合谷物麦片——50克左右的一份麦片里很可能有15克以上的糖,量出来有满满一汤匙。

莫斯科维茨的另一项成就,是挖透了美国人对于意面酱的口味偏好。他分析了美国人最常选择的几种意面酱口感,通过在不同的意面酱中添加“适宜”的糖,调配出从浓郁到清爽的各种风味,却又尝不出甜。在他的“发明”下,一份大约80克的咸味意面酱里面会有10克左右的糖,相当于两块半奥利奥夹心饼干,这些糖都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了你的肚子。

这就是所谓“食品工程”。这一词源于20世纪初,原本用于提高食品生产效率、延长保质期。但到了战后,特别是七八十代,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食品工程的方向转向了对人们感官的驾驭,即研制出如何让人欲罢不能的食物。除了糖,还有脂肪和盐以及其它香料,它们共同作用,形成一个复杂的矩阵;食品研发的工作,就是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原理,控制各种变量,利用大量的实验和数据,找到那个“极乐点”。“快感”这种神秘而玄乎的东西,被科学打碎吃透,随意组合,让每一种食品,都能至少完美地对上一个口味相似的人群,让人难以招架地买单。

可是,为什么是糖?

为何工业选择了量产甜蜜

食品工业对于糖的青睐不无道理。糖不仅仅甜,还能给各式各样的风味锦上添花。糖和蛋白质的美拉德反应,以及糖在高温下的焦化反应,为食物提供了大量的香气来源,能调和食物单调的口感。这些原理早就在日常烹饪里得到了应用:酱油的甜味让煎肉的香味更加浓郁;红烧肉里的炒糖则能让菜品呈现漂亮的色泽和口感。

糖。图片来源:pixabay

糖。图片来源:pixabay

从生理上讲,糖恐怕是正常食物中最接近“瘾品”的东西,人们在摄入糖分的时候,负责提供快感的中枢神经中的多巴胺受体会被激活,给人提供类似于期望达成、得到满足的快乐。并且,不同于盐和脂肪,糖能够让刚出生不久的婴儿体现出愉悦的反应,可以说最接近于本能驱使。所以,要找到食品的“极乐点”,操纵糖的添加是最方便快捷的方式。

但让糖确立霸主地位的不仅仅是生物学,还有技术与政治。

蔗糖曾是最重要的糖,西方世界大部分蔗糖都来源于加勒比和中南美地区的种植园。美国的糖原本主要来自古巴,美资曾掌控了古巴的大部分糖产业;然而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很快双方关系恶化、贸易中断,蔗糖成本骤升。及至越战影响东南亚的蔗糖供应,令情况雪上加霜时,尼克松政府便开始积极寻找蔗糖的替代品。

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工业技术院的高崎义幸博士团队开发了一种将淀粉大规模转化为果糖的技术。淀粉溶液首先在淀粉酶的催化作用下被转化为糊精,用糖化酶催化成葡萄糖,再通过葡萄糖异构酶的异构作用,形成甜度较高的果糖。这个过程可以反复进行,逐渐提高糖浆的甜度,达到和蔗糖媲美、甚至超过蔗糖的程度,这就是所谓的高果玉米糖浆。过程的关键是异构酶的量产,以及整个过程的可控性,这些都被技术所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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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原料淀粉,几乎是美国最不缺的东西了。当时,为了解决石油涨价带来的能源危机,美国从墨西哥引入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在广袤的中西部平原大量种植能够出产乙醇燃料的玉米,这让玉米产量过剩,价格十分低廉。高果玉米糖浆的成本只有蔗糖的一半到三分之二,而且味道更纯、使用更方便、在高温下也能保持稳定,简直是食品工业的福音。

食品工业集团和农业集团联盟,趁机开始游说政府,给玉米生产提供大量补贴,顺便再给蔗糖加上一道关税。80年代,几乎每一家饮料公司都从蔗糖转向了玉米糖浆,其它食物也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地变甜。玉米糖浆的大量使用,又让全世界其它地方的蔗糖价格应声下跌,美国甜到牙疼的食品工业趋势,趁机开始向全世界蔓延。

在玉米糖浆席卷食品工业之时,肥胖还并不在美国政府的视线范围内。对于冠心病等“富贵病”的研究,则大部分放在了脂肪的摄入之上。对于食品工业来说,这又是另外一个好机会——他们可以推出大量“健康”的低脂食物,然后添加更多的糖来调和风味。沉浸在“健康”错觉中的人们又在不知不觉中消耗了更多的糖,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靠近。

危险的糖

随着糖添加的风靡,公共健康学者发现事情并不简单。美国的肥胖率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抬头,于90年代迎来了暴涨,并在21世纪初达到了顶峰。而人们吃掉的卡路里,并没有成比例地增加。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百多年前的早期营养学家认为,既然人体是一个物理系统,那么营养自然也遵循能量守恒,摄入能量比消耗能量更多就会长胖,反之就会变瘦。卡路里,一个来自物理学的能量单位,变成了营养学的概念。

作为一个简单易行可量化的标准,卡路里这个概念在消灭饥荒和应对战时食品短缺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随之成为了营养学的核心。然而,它的简单是一个幻象。越来越多的生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吃了怎样的东西和他消耗多少能量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改变体重绝不仅仅是增减数字那么简单,控制人体新陈代谢过程的激素才是肥胖问题的关键。

糖所提供的卡路里被称作“空卡路里”。图片来源:pixabay

糖所提供的卡路里被称作“空卡路里”。图片来源:pixabay

我们吃下去的食物中的卡路里,并不是完全等同的,糖所提供的卡路里被称作“空卡路里”,它不能给人们提供饱腹感,且会让人体给大脑释放储存能量的信号。不管是高果玉米糖浆,还是果糖和蔗糖,摄入之后都会导致人体血糖上升和胰岛素的分泌。而胰岛素则会阻断另一种激素——脂肪所分泌的“瘦素”的工作,相当于屏蔽了大脑对于脂肪的感知,告诉大脑“这个人还需要更多脂肪”。被阻断瘦素信号的小鼠,立刻开始疯狂发胖,随之而来的是永不停歇的食欲,运动量也大量减少。过量摄入甜食,容易让人走入这个新陈代谢的恶心循环。

为什么糖会给我们打开一个无限积累的机制?对灵长类的研究可能会有一些启发。果实的主要能量是糖,而在印度尼西亚的红毛猩猩,会在每年果实成熟的季节,通过摄入果糖大量积累脂肪,再在食物匮乏的时候消耗掉。果实成熟的时间每年就那么一两个月,身体必须要为糖打开这个快车道,才能尽可能多地储备能量——完全可以想象,作为灵长类的人类,或许也曾拥有类似的机制。但是现在,我们的甜食能够全年无休地供应,让我们的演化记忆在富足之下带着我们走向无止境的肥胖。

当我们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肥胖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病。许多看起来很瘦、体重正常的人,也在腹部和内脏部分积累了相当多的脂肪,而这些脂肪恰恰是最致命的,能够成倍地提高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这一切是我们的好吃懒做,还是食品工业的贪婪无度?或者怪监管机构的放任,乃至科学研究的滞后?或许,我们之中,谁都难辞其咎。

挥之不去的肥胖阴影

既然社会已经认识到了糖的危害,那么食品公司能否在压力下改变呢?如果有更多人追求健康,是否更“健康”的食品会得到消费者的青睐?

90年代,一些美国食品工业巨头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99年,时任卡夫(Kraft)公司副总裁的迈克尔·穆德(Michael Mudd)就曾经努力推动过食品工业的变革,敦促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在一次行业高管峰会上,穆德破天荒地开始谈论营养学界对于糖添加的健康警告。他在一张ppt上,用最大的字体写着:“滑坡”(Slippery)——如果食品工业不采取行动顾及人们的健康,反而为肥胖、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添砖加瓦,他们的下场可能会跟烟草公司一样,失去所有盟友,成为众矢之的。

肥胖。图片来源:pixabay

肥胖。图片来源:pixabay

即使阻力重重,卡夫公司也决定独自作战。2003年,穆德联合另外两个公司高层制定了一系列健康计划,开始减少产品中盐、糖和脂肪的含量,著名的卡普里阳光果汁(Capri Sun)和趣多多饼干里的糖含量就被降低了;2003年全年,卡夫公司减掉了总计200种产品中高达300亿的卡路里,社会反响十分积极,至少是一次成功的公关。

然而,2003年年底,卡夫很多产品的业绩都开始下跌,财报十分不乐观。最大的压力来自华尔街的投资者。“如果公司担心人们的腰围,那自己的销售量怎么办?”一名证券分析师这样说,“如果你们想达到3%的销售量增长,你们就必须让人们变胖。”

这时候,生产巧克力的“好时”(Kisses)开始进军卡夫的传统领域饼干市场,推出了一款巧克力夹心饼干,把浓郁的巧克力和甜的棉花糖夹心组合了起来,大受欢迎。卡夫不得不开始迎战,接连推出奥利奥华夫饼干、三层奥利奥、奥利奥软蛋糕,一个比一个热量高——就像一个刚刚宣告减肥失败的人一样。而最初倡导健康的穆德,也在2004年离职。

在美国,所有的食品供应,每天平均能给每个人提供接近4000卡的热量,是成年男性平均每日所需近两倍;每年大约有1万种的食品投入市场,挤占超市货柜上稀缺的位置。每种食品的终极目标,都必须让人看到它,就想到口中美妙的滋味,神不知鬼不觉地放进购物车,而不是计算再三之后,选择难以下咽的“低糖版”;而再自律的人,恐怕也会偶尔打开焦糖巧克力来一大口,并享受那种“罪恶的快感”。如果这一点不变,让食品公司打“健康牌”,永远都只能是一句空谈。

是消费者不懂吗?你可以说我们对于糖知道得太少,才会让我们自觉自愿地狂买垃圾零食,造就了“市场”的选择。但理解食品里的健康,是一条漫长而艰险的道路。且不说彻底搞懂各种营养学名词及其对应作用有多难,即使是食品营养标签上油、糖、脂等几种简单成分的显示规范,也存在着大量的争议和扯皮。利益方会不断地企图游说监管部门,把一些重要信息含糊其辞过去。比如,现在国内的营养成分表上,蔗糖和淀粉都被“碳水化合物”一并带过了,但一片全麦面包和一大勺糖的“碳水化合物”,怎么能是一回事呢?食品公司还想方设法地在“份”(per serving)上做文章,“一份”巧克力只有100卡,棒极了对不对?但他们卖的一整块里有8份,你一口气能全吃光。

就连食品研究者知道的也不够多。人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体,并不能够简单地用加减法来概括。大量的食品相关研究,也有食品工业参与——美国饮食协会的说明书撰写工作受到了乳制品委员会和糖业协会的资助;美国营养学会的年度会议赞助方之一是桂格麦片;可口可乐公司参与了美国临床营养学会的教育活动。虽然资助关系不能证明或者必然导致偏见,然而“利益相关”是一个绕不开的、也将持续产生争议的话题。

市场已经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人们已经无法收回伸向垃圾食品的手了。

早已改变的世界

想象你是一名努力工作、刚好晋升到了管理岗位的父亲/母亲,被工作占据了大部分的精力。回到家之后身心俱疲,只好打开外卖软件,选择最近的一家麦当劳;而比起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准备健康早餐,让孩子自己从冰箱里拿冷牛奶泡麦片显然更加实际。当你看到一个体重渐长的中年人士,你可能会想指责他好吃懒做,然而他可能是全公司最勤劳的人,已经连续加班点外卖三个星期——胖真的等于懒吗?

无处可逃。图片来源:pixabay

无处可逃。图片来源:pixabay

今天我们的社会习惯于把体型视作自制力的标志,减不了肥说明个人毅力不够。但事实是,“理想”的生活方式从来都是奢侈品,只不过一百年前的普通劳动者可能面临的是营养不良,而今天我们面临的是工业量产的肥胖。对抗它所需的不但有意志力,还要有睡眠、精神状态、闲暇时间、健身房和营养师,就连基础的新鲜水果蔬菜对一些人而言都是负担。相比之下,廉价工业食品反而是最现实的选择。

其结果就是,人们的消费结构被彻底改变了。卫报健康记者乔治·蒙比奥特(George Monbiot)在翻阅了英国历年家庭消费数据之后发现,现在的人们比起1976年而言,并没有吃得更多,然而吃的东西却大不一样。鸡蛋少了一半,早餐谷物的消费量翻了倍;新鲜土豆少了一半,然而土豆片却多了两倍;冰淇淋更是增长了三倍之多。

当然,最显著的变化还是糖。如今,美国人平均每人每年从甜饮料中摄取接近30公斤的糖,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玉米糖浆。听起来很多是吗?那只是每天一瓶半“肥宅快乐水”而已。

我们怎么办?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让我父亲回到二十多年前的夏天,他一定还是会义无反顾地从逐渐琳琅满目的商店里,买回散装的香草冰淇淋,每个晚上坐在新买的电视机前大快朵颐。嘴里是前所未有的甜与细腻,身边是崭新的家具电器,而他即将出生的女儿,从小就可以在糖果的包围中长大……在那个年代,没有比这更让人向往的幸福的生活了。

(编辑:Ent)

参考文献

  1. Moss, M. (2013). Salt, sugar, fat: How the food giants hooked us. Random House. (中文版《盐糖脂:食品巨头是如何操纵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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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炒蛋,最初争的可能不是甜咸,而是生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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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蔬菜现在广受人们的喜爱,然而在它刚出现的时候却因为口味奇怪而不受人们待见。从“有毒”的奇怪蔬菜到“包治百病”的灵药,它就是我们今天日历的主角——番茄Solanum lycopersicum

番茄的谷氨酸含量在蔬菜里名列前茅,这赋予了它独特的鲜味,再加上恰到好处的糖和酸,色彩诱人又具抗氧化功能的番茄红素,番茄如同在枝头包装好的天然健康汤料。可生可熟,可汤可酱,可火锅可腌渍,可拌饭可煮面,番茄简直是妙不可言。

诱人的番茄。图片:pixabay

诱人的番茄。图片:pixabay

凭借多样的做法和美味的口感,番茄成为世界产量排名第二的蔬菜,仅次于兼职主粮的土豆。不管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在有人类居住的大多数地方,几个番茄和几个鸡蛋总不难找到,随时可以为游子炮制出一盘美味。番茄的国际主义精神,不知抚慰了多少中国人的胃。

没有人能拒绝番茄炒蛋。图片:Wikipedia

没有人能拒绝番茄炒蛋。图片:Wikipedia

美国和中国的番茄产量,在世界上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二。很难想象,在世界的两端,番茄的接受史都是坎坷又崎岖的,有人厌恶它,有人崇拜它,有人认为它是至圣灵丹,也有人斥之为一堆烂糊。

“有毒”又难吃

番茄起源于南美,中美洲的墨西哥则是最早驯化番茄的地区。意大利植物学家马蒂欧尼(Pierro Andrea Matthioli)是欧洲最早用文字记述番茄的人,他明确记录到这种植物是可以吃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国家对番茄的态度,比中国人对香菜的态度还要爱憎分明,其中不少人怀疑番茄有毒。这种怀疑不是毫无道理的,未成熟的青番茄中含有少量生物碱,食用可能会引起不适。

未成熟的番茄还是不吃为妙。图片:pixabay

未成熟的番茄还是不吃为妙。图片:pixabay

还有一些美国人对番茄的厌恶出于更加实际的原因——口味。1836年的《佛罗里达农艺家》登载了编辑威尔考克斯(S. D . Wilcox)的一篇文章,他用番茄做了一个不加糖和其他调味料的派,并且在品尝后深恶痛绝地表示,只有傻瓜和不切实际的人才会相信番茄能被美国人接受。从吃法上来看,他会得出这个结论也不奇怪。

一种由番茄为主料的饼。图片:midwestliving.com

一种由番茄为主料的饼。图片:midwestliving.com

《伦敦观察家》在1814年登出了一篇文章,记者在威斯康辛州惊讶地发现那里人人都吃番茄。于是他皱着眉头试吃了一个,觉得味道就跟放酸了的牛奶一样,差点把早饭给吐出来。这至少说明一件事,番茄的风味在蔬菜里是比较特殊的,如果吃不惯它的味道,再好的番茄也发挥不出优势。

更要命的是,番茄植株和它的茄科亲戚们太像了,不少茄科植物对人类都是剧毒,比如著名的曼陀罗(Datura stramonium)和风茄(Mandrake spp.,奇幻作品中“曼德拉草”的原型)。

风茄的根被认为类似人形,因此有曼德拉草出土后会哭泣的说法。图片:pixabay

风茄的根被认为类似人形,因此有曼德拉草出土后会哭泣的说法。图片:pixabay

与“番茄有毒”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番茄“药效”的崇拜。1834年,医生约翰·班内特(John Cook Bennett)写了一篇文章,宣称番茄对消化系统最为有益,能治疗消化不良、胆囊疾病,还能预防霍乱。“番茄有益健康”的观点很快传遍了美国。一个叫迈尔斯(Archibald Miles)的人在1837年推出了一种药丸,号称是从番茄中萃取出的精华。根据他的宣传,这种药从通便到治疗风湿症,简直是无所不能。

第一个吃番茄的人

在美国也存在对番茄的恐惧。前美国总统杰斐逊的外孙,托马斯·伦道夫提到在他外公杰斐逊小时候,番茄都是种来观赏的,不许小孩碰,怕吃了中毒。杰斐逊对农学颇有兴趣,亲自种过也吃过番茄,一些美国的民间传说,甚至把他誉为美国第一个吃番茄的人。

关于美国第一个吃番茄的“先驱者”,还有另一个更著名的传说:在1820年,一个叫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Gibbon Johnson)的人在新泽西州的塞勒姆当众表演吃番茄。观众们大为震惊,以为他会被毒死。现在塞勒姆每年都有活动,重演“吃下美国第一个番茄”的场面,以此纪念约翰逊。

约翰逊的画像。图片:wikipedia

约翰逊的画像。图片:wikipedia

中看不中吃

在《中华小当家》的漫画里,刘昴[mǎo]星(小当家)第一次见到番茄,就大为激赏,研制出了一道番茄大虾盖浇饭。故事发生在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时期,当时番茄还没有被中国人广泛接受。也许是主角光环的原因,让刘昴星走在了时代前列。

番茄与虾的绝妙组合。图片:weightwatchers.com

番茄与虾的绝妙组合。图片:weightwatchers.com

1948年的《贵州通志》里,转述了一首题为《六月柿》的诗,在序言里说六月柿高四五尺,枝像蒿,叶像艾,果实艳红如火伞,来自西番,所以又名番柿。这可能是中国对番茄最早的一段记载。说它像蒿艾,也许是指番茄的枝叶有奇异的味道。

番茄的花、叶和果实。图片:David Besa / wikipedia

番茄的花、叶和果实。图片:David Besa / wikipedia

王象晋的园艺学著作《二如亭群芳谱》(初刻于1621年)中有番茄的记载,称为蕃柿,特别强调了它果实的美观,“火伞火珠未足为喻”,却没有提及吃法。番茄进入中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吃货国民并没有对它产生兴趣。乾隆年间,李百川的小说《绿野仙踪》(不是那个美国的童话故事!)里写道:“不想他是个西番柿子,中看不中吃的整货”,可见当时番茄的可怜地位。

中国最早吃番茄的地区可能是台湾。乾隆二年(1737年)刊行的《台湾府志》里,番茄被叫做“柑仔蜜”,当时认为它不好吃,但和糖一起煮可以做成“茶品”。今天在台湾南部,番茄依然使用着“柑仔蜜”这个别称。

作家笔下的番茄

到了民国时期,中国人逐渐接受食用番茄。但不同时间和地区,人们对番茄的接受度是不同的。这可以从不同时段的文人描写的番茄看出来。

生于黑龙江呼兰区的女作家萧红,在1935年写成的《生死场》里,细致描写过大片的番茄田,这显然不是种着看的。东北地区的番茄,是在清末作为蔬菜从俄罗斯引种而来。宣统二年(1910年)的《呼兰府志》提到“洋柿”,称它是“俄种”。在小说里,萧红有时称番茄为“柿子”。今天在东北仍有这种叫法。

老舍在1927年发表的小说《赵子曰》里,嘲讽模仿“洋派”的大学生,到西餐馆里点了“番茄炒山药蛋”,尝了一口就无法下咽了。1935年,老舍又写了一篇短文《番茄》,讲到近年来随着西方文化入侵,番茄也走了红运,从西餐馆扩散到中国饭铺。老舍也为国人讨厌番茄做了辩护,番茄生吃“不果不瓜不菜”,煮熟后“稀松一堆”,实在是叫人爱不起来。

老舍的这番话,四川的学者李劼人是不会赞同的。1930年,李劼人从成都大学辞职,开了一家饭馆,主要原因是他对当时军阀的不满,但对烹调之道却颇有兴趣。他的馆子菜色有“番茄撕耳面”,“撕耳面”是四川小吃,这道菜可算是中西合璧。和意大利人一样,中国人也发现了番茄和面食天作之合的良好关系。

面食是番茄的另一个好基友。图片:pixabay

面食是番茄的另一个好基友。图片:pixabay

我们可以在著名吃货作家汪曾祺的笔下找到番茄的另一个好搭档——鸡蛋。汪曾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在昆明旅居七年。他回忆说,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生活朴素,日常饮食是米线加番茄鸡蛋。这时候“国菜”也出现了,汪曾祺表示,昆明馆子里的番茄炒鸡蛋极好,秘诀是番茄断生,不过熟,颜色分明,北方的番茄炒鸡蛋,他斥之为“一塌糊涂”。也许最早的番茄炒鸡蛋流派问题,不是甜咸之争,而是生熟之争。

这种东西两周就毁掉你的健康?只是欺负你不会查阅文献而已

“人工甜味剂”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充满了争议。近年来,随着肠道菌研究的火热,有多项动物实验显示甜味剂可能破坏肠道菌群。最近欧洲糖尿病协会(EASD)年会报告的一项研究,则在人体中显示了这种影响。基于这项研究,有媒体称人工甜味剂“连续两周就能毁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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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真的足以“证实”所说的结论吗?上文所说的“研究人员在会上总结,仅仅食用2周人工甜味剂,就足以破坏健康人的肠道菌群,导致体内葡萄糖调节能力恶化”,是事实吗?

那项研究说了啥?

这是一项小规模的人体实验,由澳大利亚学者Richard Young报告。研究中有40名志愿者开始试验,最后有17名(也有报道称14名)三氯蔗糖加安赛蜜的胶囊,16名(也有报道称15名)吃安慰剂的志愿者完成了试验。三氯蔗糖和安赛蜜是常见的人工甜味剂,所吃的量相当于1.2升(有报道称相当于1.5升)无糖饮料。连续两周之后,检测实验者粪便中的菌群组成。结果发现,吃甜味剂的实验者粪便中“有益菌”下降、“有害菌”上升,其中有一种细菌的下降与GLP-1的分泌有关,这是一种与维持血糖水平有关的激素。此外,研究中也观察到与蔗糖和葡萄糖等糖代谢有关的菌群基因发生变化。

在去年的年会上,Young就报道过相关研究:跟安慰剂相比,人工甜味剂会使健康人的血糖水平上升24%,GLP-1的水平下降34%。

图片来自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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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出标题结论的“研究人员”是谁?

媒体文章中用了“证实”“研究人员总结”等说法,会让读者以为这是大会认可的结论。然而,事实完全不是如此。

学术会议会分成各个小组,会有两位主持该小组报告和讨论的主持人,称为“co-chair”,通常都是该领域的著名学者。对于这项研究,小组主持人荷兰教授Ellen Blaak的评价是“有趣”(interesting)。在英文语境中,“有趣”其实是不认可对方但尊重对方,也不想反驳对方的表达方式。她还指出,这项研究中的“安慰剂”非常重要,比如说,如果用糖来作为安慰剂,结论就会不同。

Blaak并不是唯一一位对这项研究的结论持“围观”而不是“认可”态度的学者。科学媒体中心(SMC)做了一篇采访,报道了该领域的4位资深学者对这项研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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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报道很长,总体而言4位学者的态度如下:

  • 这项所显示的“人工甜味剂影响肠道菌群”与其他的动物研究一致;
  • 这项研究只是一个会议摘要,还没有正式发表,所以无法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 这些研究证据,不足以确立人工甜味剂和和糖尿病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

关于甜味剂与肠道菌的研究,还太过初步

被批准上市的甜味剂都经过了广泛的安全性评估,在长期的使用中没有对健康产生可见影响。不过,此前的评估流程不包含对肠道菌群的影响。从目前的动物研究来看,实验所用的甜味剂对肠道菌群会产生一定影响。对肠道菌群的这种影响对于健康意味着什么,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搞清楚,比如:

第一、 这种影响只是实验所用的特定甜味剂存在,还是所有的甜味剂都存在?

第二、 任何不被消化的食物成分对于肠道菌群都可能产生影响,而甜味剂的这种影响是否导致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第三、 动物试验和发表的人体实验中,甜味剂的用量都很大,这种影响和量的关系是什么?

第四、 甜味剂的作用是代替糖。在考虑它们如何影响健康的时候,只跟水对比并不充分,要是跟相同甜度的糖相比,对健康的影响如何?

第五、 ……

甜味剂还能不能吃?

科学研究只能给我们提供信息。在科学信息不足以做出“绝对判断”之前,做什么样的选择,就需要公众自己去权衡。

图片来自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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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甜味剂,基于目前的研究,它可能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只提供甜味,而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如果能够接受“不甜”,那么在“吃甜味剂”和“不吃甜味剂”之间就很好选择——“不吃”,显然是最“保险”的选择。但是,如果离不开甜味,那么选项就只有“甜味剂”和“糖”。甜味剂可能没有以前想象的好,而糖对健康的危害,则是明确充分的了。在“不清楚危害有多大”的甜味剂和“危害很明确”的糖之间,就需要人们自己抉择了——任何人的建议,都只能供你参考。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的Naveed Sattar教授,就明确表明不会停止喝甜味剂饮料,而且也会推荐他的病人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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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吨碳九泄漏,危害会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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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凌晨,福建泉州码头的一艘石化产品运输船发生泄漏,6.97吨碳九产品漏入近海,造成水体污染,也引起了不少关注,有不少当地居民在社交平台上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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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碳九?

在石油化工中,“碳九”是在石油提炼时获得的一系列含碳数量在9左右的碳氢化合物。它们的沸点相似,难以进一步分离,所以往往就这样混在一起使用。

石油最主要的用途是提炼汽油和柴油,一般而言,汽油成分的含碳量多在5-8之间,而柴油中分子的含碳量则是在10-12居多,所以碳九实际上是沸点夹在汽油和柴油之间的一类物质。如果将其添加在汽油中,燃烧不充分容易产生积炭,反之如果添加到柴油中,又会出现动力不足的情况,所以其用途相对有些尴尬。尽管有些燃油机可以使用碳九,但毕竟远不及汽油机和柴油机那么普及,所以只有寻找其他的一些用途。

但是碳九在加工中有一个重要环节:重整。刚刚从石油中裂解出来的碳九主要是脂肪烃,也就是一些没有苯环的物质。经过重整之后,这些脂肪烃发生芳构化反应,从而得到很多芳烃物质,其中包括异丙苯、甲乙苯、三甲苯等物质。

换句话说,碳九其实有两种,一种为裂解碳九,另一种则是重整碳九,两类物质的成分有很大区别,对环境的危害也不同。目前的公开报道没有明确结论,但到底泄露的是哪一种,是这次污染问题的关键。

如果是裂解碳九,那么长期健康风险不大,经济损失很大

从目前状态判断,本次泄露事件中的碳九是裂解碳九的可能性较大。它是没有经过芳构化重整的原料,其状态与气味均与汽油非常相似。

一旦出现泄露,和汽油或柴油一样,密度较小的裂解碳九也会迅速铺满水面,给清理工作造成很大麻烦。而在事发地,有很多养殖户承包的渔场,因此这些碳九很容易造成水产缺氧从而导致死亡,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

被污染的养殖水体 | 新华网

被污染的养殖水体 | 新华网

​此次泄露的总量还不算大。中国新闻网的报道称,“泉港区已出动船舶100多艘次、人员600多人次,调集近600袋油毡进行吸附回收,碳九泄漏海域清理工作已基本完成。”这个清理指的就是尽可能回收泄露出来的碳九。但这只能算作“基本”完成,剩下残留的少量碳九没有很好的处理办法,只能等待自然降解。所以,要等到此事的后遗症完全消去,尚需一些时日。

首先,碳九的沸点只略高于汽油,挥发性较大,而在清理过程中,存于犄角旮旯中的碳九很难被清除,它们只有靠挥发逸散,由此带来的空气污染也将是持续过程,周边的居民可能会在长达一周的时间里都能闻到明显的气味。

其次,碳九是一种良溶剂,而渔民所用的一些浮子、泡沫乃至渔网,都是由有机物构成,经过浸泡之后,这些设备都会发生腐蚀,而腐蚀之后得到的副产物,也可能会对海洋造成污染

鱼排上的泡沫浮材被腐蚀 | 中新网陈龙山

鱼排上的泡沫浮材被腐蚀 | 中新网陈龙山

最后最关键一点就是对海产品的影响。裂解碳九的毒性相对不大,也没有已知致癌风险,但它毕竟还是污染物。无论是鱼虾还是蟹贝,经过此次污染之后,都会吸收一些有毒有害的成分。而这些物质又不是一般水产养殖会监控的物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应急预案,它们也许会顺利地通过检测,流入到餐桌上。所以,如何监控受污染区域的水产品品质,将是当地相关部门接下来最重要的难题。倘若无法给出公开透明可信的监控,必将连累更大范围内的海产品。

如果是重整碳九,麻烦可就多了

重整碳九中的芳香烃含量较高,它们的气味较为特殊,有一股令人不悦的芳香味,与汽油明显不同。

芳烃物质的活泼性相对更高,毒性也更高。例如异丙苯作为典型的碳九芳烃,它的分解方式就比脂肪烃更复杂。化工产业中,异丙苯是生产丙酮和苯酚的主要原料,其原因则是它很容易就和过氧化氢发生反应,然后再断裂成自由基。实际上,在有光照的前提下,大多数芳香烃都会很容易发生一些自由基反应,由此形成的副产物异常复杂,而在海洋这样富含氯元素的环境,必然的结果便是会形成一些含氯的芳烃。很多人闻之色变的二噁英,其前体就是氯苯或其他氯代芳烃,在自然界中其实并不是很难形成,而垃圾中普遍含有PVC塑料和一些含苯化合物,所以焚烧垃圾也是二噁英最重要的源头。其实不需要高温,光照条件也能引发类似的反应,一旦现场出现了氯代芳烃,那么离二噁英这样的物质也不远了。

异丙苯的球棍模型 | Wikimedia Commons

异丙苯的球棍模型 | Wikimedia Commons

​所以,如果此次污染的元凶是重整芳烃,那么对于当地居民而言,可能将要面对更严峻的后果,处理的难度也会急剧增大。除了以上提到的裂解碳九的各种风险之外,还必须面对更长期的污染

此次的污染区域主要不是生活饮用水,因此问题集中在水产品上。如果经过最终核实,污染物只是裂解碳九,那么周边居民不必太过惊慌,等过几天之后,生活照旧,依法索赔水产养殖的损失即可。但是如果原料是重整碳九,那么还应当要求当地的相关部门或机构对水质进行检测,尤其是测定氯代芳烃类的物质是否存在超标。如果没有持续的相关检测跟进以及有效的防护与经济补偿,那么可能引发真正的居民人身安全危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炼油原料在输送时,泄露是高发事故。除了油品本身具有腐蚀性,容易将连接处的密封件溶解之外(即便是法兰片之间耐腐蚀的聚四氟乙烯垫,在烃类的长期浸泡下也会出现溶胀导致机械性能下降),更大的隐患还在于从业人员对于生产责任的漠视态度,故而,此事的根源还在于人祸,值得警惕。(编辑:Ent,Mo)

当你买菜时,你在买什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物种日历”,系物种日历“有意思博物馆”专场演讲实录,未经许可不得进行商业转载

每当你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是不是总会遇到菜太多,不知道哪个菜叫什么名字的情况呢?不仅仅是你会在菜市场里遇到麻烦,连专业的植物学家也会。不过他们的麻烦是知道的菜的名字太多,不知道用哪一个和菜贩子进行交流。

我们平时在菜市场上能看到的蔬菜中,约有50%~67%的蔬菜都属于一个属——芸薹[tái]属,它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菜市场的统治者了。芸薹属的植物又分为白菜型、甘蓝型和芥菜型三大类,它们也各有各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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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菜型

在芸薹属蔬菜里,我们最熟悉的蔬菜应该是白菜型了。白菜型的蔬菜没有刺激性的气味,叶片浅绿色,花鲜黄色,吃起来口味也较为清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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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把上面这个蔬菜叫做什么呢?小白菜、上海青还是油菜?它可能是我们平常生活中能遇到的名字最多的蔬菜之一了,然而它的中文正式名却是青菜。很尴尬了有没有,难道不是所有绿叶蔬菜都叫青菜吗?

既然说到了“小白菜”这个名称,那“小白菜”指的又是谁呢?在大多数情况下,“小白菜”这个名称都是一个统称,所有的“白菜”在小的时候都能被叫做“小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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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们吃的小白菜是来自于这样一个臃肿的白菜。白菜外围的叶片挡住了阳光,使得内部的叶片缺乏光照,叶绿素合成量减少,这是内部叶片看起来是黄白色的原因。同时内部叶片也缺少纤维素的合成,这是白菜内部“菜心”好吃爽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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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薹属这个名字里,薹字的意思是植物抽出的用于开花的茎。白菜型的蔬菜中也有两种是专门用于吃薹的,它们是富含花青素的紫菜薹和广东人爱吃的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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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个蔬菜又叫做什么呢?叫它萝卜肯定没错了吧!然而它并不是萝卜,它是一种根用的白菜,叫做芜菁[wú jīng]。它和萝卜最大的区别在于萝卜的含水量较多,吃起来是脆口的;而芜菁的口感则是像土豆一样是绵软的。在北方地区很少能见到芜菁的身影,因为它适合在高寒地区进行栽培,在藏区既把它当做蔬菜也把它当做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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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蓝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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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薹属蔬菜的第二个类型是甘蓝型。甘蓝型的蔬菜有较轻的刺激性气味,叶片蓝绿色而有白霜,口味比较浓郁,花黄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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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蓝型蔬菜的祖先是野甘蓝,看起来就是一种开小黄花的野草。野甘蓝分布在地中海沿岸,所以甘蓝型的蔬菜基本上都是在欧洲培育而成的。甘蓝型的蔬菜充分体现了芸薹属蔬菜的易变性,基本上人类想吃哪个部位,就能培育出相应的蔬菜。

第一种是叶用型的甘蓝,比如皱叶甘蓝。皱叶甘蓝叶片卷曲,叶面积大大增加,这意味着可食用部分也大大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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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观赏品种叫做羽衣甘蓝,我们经常能在花坛里见到它的身影。我知道又要小伙伴要问羽衣甘蓝“能好怎”了,我的建议是:最好不要吃,因为羽衣甘蓝的叶片很有韧性,并不好吃。具体是怎么知道的就不要问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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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利用甘蓝型蔬菜叶片韧性大的特点培育出了另一些蔬菜,比如结球甘蓝。结球甘蓝大概在南北朝时期由海路传入中国,当时的人们看见它具有蓝色的叶片,并且吃起来有甜甜的口感,所以给了它“甘蓝”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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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球甘蓝在各地也有着各种不同的名字:卷心菜、包菜、莲花白、大头菜等等。结球甘蓝的“大头”是由顶芽发育而来,还有一种蔬菜的球状体是由腋芽发育而来,它就是抱子甘蓝。抱子甘蓝在西餐中出现较多,但抱子甘蓝生吃味道较冲,因此一般不用做沙拉,而是经过烤制之后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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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可以有这么夸张的变态,那花序的变态在甘蓝型蔬菜中肯定少不了了。

花椰菜也是甘蓝型的蔬菜,只不过之前提到的蔬菜的球状体都是有叶片构成,而花菜的球状体是没有发育的花序。如果等花菜长大之后,它的花序会散开来并且从中抽出菜薹,最后在顶端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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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菜家族里也有颜值爆表的罗马花椰菜。罗马花椰菜长得像是数学中的分形结构,每一个小的侧芽都可以看成是更大的侧芽的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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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我们较为熟悉的花菜就是西兰花了。西兰花比花菜的发育要较晚一些,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西兰花上的每一个小球都是一个花蕾的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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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变态的情况就是变态的茎了。中国人在甘蓝型蔬菜的培育过程中也做出了一些贡献,我们培育出了芥蓝。芥蓝的茎的下半部分较粗,这也是它的主要食用部分。芥蓝是甘蓝型蔬菜中唯一一个开白花的,其余的甘蓝型蔬菜开出的都是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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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我们往芥蓝的茎里吹气,让它的茎鼓成一个圆球形,我们就得到了苤[piě]蓝。苤蓝和之前提到过的芜菁的区别在于,苤蓝的叶柄是从球状体的中部长出来的,这说明这个膨大的部分是它的茎而不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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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蓝型蔬菜中最重要的一种要属欧洲油菜了,我们平时所见的大片油菜花田的组成个体就是它了。在每年二、三月份,可以采摘欧洲油菜幼嫩的茎食用,叫做“青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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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菜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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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薹属蔬菜的最后一个类型是芥菜型。芥菜型的蔬菜一般不能直接食用,因为它们通常有着强烈的刺激性气味,吃起来要么太苦要么太辣,一般都经过腌制之后食用。

芥菜的种子可以收集起来榨油,但在中国,芥菜种子的主要作用是磨碎之后用作芥末。芥菜的种子有着微辣的口感,这也是真·芥末的由来。我们现在更为常见的芥末通常是由山葵等植物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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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用的芥菜里较为常见的是大叶芥菜,它的叶柄较为发达,吃起来有一种淡淡的苦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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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雪里蕻[hóng]的味道就太冲,只能腌制之后再食用。雪里蕻是我们通常吃的酸菜的主要来源。当然,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菜品里面,酸菜的主要来源也不尽相同。酸菜鱼里的酸菜基本上都是雪里蕻,而酸菜猪肉炖粉条里的酸菜则是用大白菜腌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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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较为常见的根用芥菜叫做大头菜,大头菜的腌制成品在北方被叫做咸菜疙瘩,而在南方则被叫做大头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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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看起来有一点点密恐的家伙叫做抱子芥,在一些地方它也被叫做儿菜,中间大的部分是“爹”,周围小的部分是“儿”。这些“儿子”都是由腋芽发育而成,和之前提到过的抱子甘蓝是一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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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种菜可能95%的人都吃过,但是90%的人都不知道它活着的时候长什么样子。它就是“榨菜”,正式名叫茎瘤芥。榨菜的制作使用的是茎瘤芥的茎,在腌制过程中需要反复压榨将其中的水分除去,这也是“榨菜”名字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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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么多,你是不是对芸薹属植物的名称感觉更加混乱了呢?下次再去菜市场的时候,可以好好表现一下了呢。

早期筛查是否能带走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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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筛查,防微杜渐

美国疾控中心将癌症筛查定义为“在尚无症状时,检查身体是否有癌症存在”。“无症状”不代表“无癌症”,因为癌症不像食物中毒,三五个小时就能闹得天翻地覆。除了一小部分急性肿瘤会迅猛生长引人注目,大多数肿瘤都善于不动声色地闷着坏,直径仅仅一两厘米的肿瘤,在体内或许已经潜伏了好几年。

在肿瘤韬光养晦期间,如果没有长在神经或者血管附近,它也并不怎么挑事儿。而等到患者有不适感,要去看医生拍片子的时候,肿瘤常常都已经大到影响正常生理机能,才会引发症状了。

图丨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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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筛查,就是在“肿瘤萌芽了”和“肿瘤搞事儿了”这段窗口期之间的检查。结果发现没肿瘤当然最好;如果发现肿瘤,也可以欺负它身量尚小,采取一些医疗手段争取把它消灭干净——早期和晚期癌症的治疗难易度以及相应的存活率大不一样,比如结肠癌,据美国2006年—2012年的统计结果,局部(local)结肠癌的五年相对存活率是90%以上,而区域性(regional)的则会降到70%左右,发展成转移性(distant)后存活率更是只有10%上下[2]。

癌症筛查,就是防微杜渐,希望将肿瘤截杀在早期,提高患者存活率。

现在主要采用的癌症筛查手段,有常规体格检查(比如用触摸的方法去寻找乳腺癌和睾丸癌的肿块)、实验室取样化验(检查血液、粪便或者其他体液,寻找肿瘤标志物),以及对组织做仪器成像(各种CT、X光、MRI)等等。

可筛之癌寥寥无几

美国疾控中心参照美国预防服务组(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简称USPSTF)的报告,给出的建议是:对于乳腺癌、宫颈癌、结直肠癌,以及肺癌,某些年龄段和人群值得进行筛查,某些癌症则不一定,比如前列腺癌、卵巢癌等。

不推荐筛查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目前使用的肿瘤标记物特异性不够,如果在分辨正常组织、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的时候,用来确认肿瘤存在与否的标记物的精确度达不到可接受的级别,那么检查结果就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

2,有的筛查手段可能造成假阴性(有癌没查到)或者假阳性(没癌查到假的癌),弊大于利;

3,某些肿瘤生长缓慢,而且通常发生在高龄人群中,查到后若采用侵入性治疗,给患者造成的负担或许会超过放任不管的潜在危害;

4,就算查出来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去解决的那种,那么查不查也没差别。

以下几种癌症,在早期发现时进行治疗,都有较好的预后,目前来说,也只有这几种值得筛查。

乳腺癌:某些年龄段推荐筛查

据报道,由于早期检测的普及化,美国女性乳腺癌患者的死亡率从1989年的高峰到2014年间降低了38%——按美国人口基数算,这表示有接近30万名女性的生命要感谢乳腺癌筛查[3]。但就算如此,乳腺癌筛查也不能一概而论。

USPSTF推荐的筛查是乳房造影术,即用低剂量的X光照射处于挤压状态的乳房,检测肿块。对于50—74岁的女性,两年做一次造影的推荐级别为B,即比较推荐,不过推荐级别略逊于非常推荐的A级。

年轻一些的,40—49岁的女性,情况就很复杂,推荐级别为C,要医生和患者酌情而定。因为对于年轻女性来说,假阳性(也就是没有肿瘤误报成有肿瘤)的情况要比年长女性多,大概有十分之一的异常结果最终都是虚惊一场。如果误报,不但会造成心理负担,还可能会导致过度治疗,反而得不偿失。

所以有家族病史的,或者测序发现自己携带易感基因的人,可以跟医生商量后决定要不要每两年筛查一次。对于这些人群,或许还要加上MRI,在更年轻的时候(30岁以后)就开始保持警惕。

乳房造影术拯救了很多生命,但并不是每个年龄段的女性都推荐做这项筛查丨Wikipedia,上传者BruceBlaus

乳房造影术拯救了很多生命,但并不是每个年龄段的女性都推荐做这项筛查丨Wikipedia,上传者BruceBlaus

宫颈癌:某些年龄段非常推荐筛查

对于宫颈癌,USPSTF推荐21—65岁的女性保持三年一次的宫颈刮片(巴氏涂片),级别为A,还可以做人乳头瘤病毒(HPV)的检测,HPV跟宫颈癌有很强的正相关性。现在已经有HPV疫苗,有条件的适龄女性可以考虑接种。而对于21岁以下或者65岁以上的女性,以及那些接受过子宫切除术的女性,则是D级,不推荐。

结直肠癌:某些年龄段非常推荐筛查

结直肠癌的结肠镜检测则不分性别,它采用前端有镜头的软管探入肠道,让医生能直观地观察肠道内部,如果发现息肉和异常组织,可以直接就切除掉。这几十年来结直肠癌死亡率下降了40%多,很多人都觉得跟早期筛查有一定关系(也可能和治疗手段进步、人们生活方式改变有关)。目前USPSTF推荐50—75岁的人不论性别,每十年做一次结肠镜检测,推荐级别是A。而超过75岁的人,因为考虑到做肠镜也有一定手术风险,推荐级别是C。

肠镜不是唯一的结直肠癌筛查手段,还有粪便潜血检测、钡餐造影、粪便DNA检测等多种检测手段,多是三五年做一次,可以由医生和患者酌情采用,相辅相成地起效。

结肠镜检查示意图

结肠镜检查示意图

肺癌:某些人群推荐筛查

肺癌的一大诱因是吸烟,在美国,80%由肺癌导致的死亡都可归罪于吸烟史[3]。如果发现和治疗得早,可以收到较好的治疗效果。USPSTF推荐55—80岁有重度吸烟史(每天1包烟、烟龄20年,或每天两包烟、烟龄10年)、现在还在吸烟/戒烟不超过15年的人群,每年做一次螺旋CT检查,推荐等级为B。

基因测癌靠谱吗?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也有其他机构给出对于癌症筛查的建议,比如美国癌症学会(ACS),它注重的是癌症,USPSTF则是对各种疾病都有涉猎,二者对于癌症筛查的建议并不完全一致,也很难说谁比谁更可信。只不过,由于USPSTF认定为A和B级别的筛查费用有医保赔付,所以他们的建议成为了大多数美国人的筛查指南。中国的情况和美国也有不同,具体做法还要听从医生建议。

那经常被提及的基因测癌是否可行呢?

很多人信奉安吉丽娜·朱莉的经历,她因为有乳腺癌家族史而进行基因组测序,发现自己有较高几率患乳腺癌,因此切除乳腺以绝后患。

安吉丽娜•朱莉的做法曾带动了一股筛查乳腺癌的热潮

安吉丽娜•朱莉的做法曾带动了一股筛查乳腺癌的热潮

事实上,现阶段的基因检测还很初步,受限于遗传学对人体基因组的理解,并不能通过提取几个口腔上皮细胞DNA就预告你一生的故事。这种检测目前只对寥寥可数的几种疾病有指导意义,而且能给出的也是“会不会患癌”的几率,并不能告诉你现在“有没有患癌”。

因此,多年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基因测序的态度也是摇摆不定——商业化的基因测序公司“23&me”最初可以向顾客提供由基因组测序结果推导出的患病几率信息,后来被FDA禁止了,只许他们给顾客绘制家族谱系,到了去年,FDA又允许他们给出疾病信息了,不过仍限于阿尔茨海默、帕金森等等跟基因组关系明确的疾病。

与癌症治疗一样,普遍意义上的癌症早期检测仍是医学难题,甚至癌症发病原因也未完全被人类了解,因此癌症筛查的有效性、适用度还有待发展,筛查并非多多益善。

对于癌症,好在还有一些信息是明确的,比如远离烟草、酒精、槟榔等明确致癌物,一旦发现癌症病情,积极配合治疗。现代医学诞生数百年来,曾夺取无数人性命的疾病慢慢被攻克,今日的绝症或许也会很快被攻克,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也不会停止保护健康的努力。

(编辑:odette,luna,李小葵)

参考资料

[1]R. Esfandyarpour et.al, Multifunctional, inexpensive, and reusable nanoparticle-printed biochip for cell manipulation and diagnosis. PNAS. February 21, 2017 vol. 114 no. 8 E1306-E1315

[2]American Cancer Society, Colorectal Cancer Facts & Figures 2017-2019

[3]American Cancer Society, Cancer Facts & Figures,2017

“天眼”年薪10万招不到人,过低“人头费”支撑不起“国之重器”

“人头费”过低致“国之重器”难吸引优秀人才

根据科技媒体报道,被誉为“国之重器”的贵州天眼FAST望远镜,明年上半年将正式开启24小时观测,为此,FAST面向全国启动了新一轮的人才招聘。但结果并不理想。

招聘启事显示,FAST此次共招聘24人,涉及数据处理、数据中心运营和通信维护等岗位,要求科研人才能够长期在FAST现场工作、英文水平良好,有部分岗位还要求能够胜任夜班工作。这样艰苦的岗位,在数年之后可以给编制,年薪(加上加班补贴)约10万元。按新的个税计算,10万年薪意味着,每月税前七千出头,税后到手五千多一些。对于这样的“科学家”待遇,很多朋友大摇其头。

国之重器“天眼”FAST望远镜(五百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上一次感动全中国,是在2017年9月基础设施完成之际,也是首席科学家、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南仁东先生去世的时候。

图片来自flickr | interneta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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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南仁东先生以前瞻性的眼光,不求名利,默默地踏遍了贵州的大小山峦,承担从勘探选址,到基础建设、科学目标等一整套的艰苦工作,筚路蓝缕,带领团队完成了电子、机械等领域一系列突破,建成了 “中国天眼”。为此,中宣部追授南仁东“时代楷模”荣誉称号,在全国科技系统开展了向南仁东先生学习的系列报告会。

“天眼”FAST,是一个涉及天文学、力学、机械、电子学等诸多领域,“世界独一无二的大科学工程”的大科学工程,它的性能也超越了国外同类天文仪器。在过去两年的调试期间,数项指标的表现都超过预期。截至目前已发现了53颗脉冲星、60颗优质候选体。国内外天文学家们都对FAST表示了兴趣和合作意向,将来其可能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科学设施,也可能是未来天文科学成果成规模出现的地方。

不过,目前,南仁东先生呕心沥血建成的这个“国之重器”显然遭遇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尴尬——“人头费”预算太低,难以吸引优秀人才。

从招聘要求来看,要维护“天眼”这样的高端科学设备,需要懂英语、数据、代码的科技人才,在当今的人才市场上,这些要求其实很高。在一二线城市,即便是普通本科毕业生,也可以轻松找到十几万的工作,让家人孩子过上比较满意的生活。“天眼”维护人员需要蹲守深山,还不能玩手机,只有台式机可以用,而且半个月才能出来回家一次。对于时下需要结婚、买房、生孩子的年轻人,仅仅十万年薪,又何谈有动力去告别家人,到贵州深山里蹲守呢?

其实,天文学界的另一个“国之重器”,凝聚中国科学界智慧的郭守敬望远镜(中国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LAMOST)早就遭遇了同样的尴尬。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院士崔向群在2016年4月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就说,“建成后至今,国家每年都会给一笔运行费,但是却没有相应的人员经费,我们只好借钱来发薪。”

科研人员也是人,需被“市场”公平对待

在科学界,国家和上级单位下发的科研项目经费,其使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比如备件更新、消耗品、水电费等,用于人员的只能是出差、开会,不能发工资,甚至不能用于大科学装置所在地的工作出差。人力资源成本开支(即“人头费”)一般不超过5%,最多不超过15%,且只能用来支付临时工劳务费,正式的科研人员不能领取。

崔向群院士直言,“科研工作的本质是高强度、高水平的人类脑力活动。即便再重大、再先进的科研装置,缺少了具体人员的设置、操作、维护乃至后续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就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我们在感慨“为什么日本18年拿了18个诺贝尔奖”,为什么中国本土没有领先科学家,缺少重大科学突破的时候,也许正是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让科学劳力们疲于为基本生活需求而奔波,从而没有时间和精力投入需要消耗心智、长期钻研的重大科学课题。诺贝尔奖所青睐的,往往是基础科学的重大科学突破。这样的成果是没有办法通过完美的计划来实现的,因为没有人会知道它们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出现。基础科学,最初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现实经济利益,但它出现之后,也许某一天就会改变这个世界。

当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村修二在公司地下室研究蓝光时,当华人科学家高锟先生研究光纤时,它们看起来都是困难重重、遥遥无期,甚至还可能没什么实用价值,但他们所在的公司、学校都给予了坚定而长期的支持。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4月视察北大的时候,谈到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人头费”占比高达80%-90%,一时成为被刷屏的话题。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们的宣传中,科学家成为了不计名利、无私奉献的“清贫”形象。可我们不能忘记了,科学家也是普通人,科研人员也需要被“市场”公平对待。

天眼FAST所需要的人才,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BAT们也同样需要。当“国之重器”和国企私企进行人才竞争的时候,科学界能不能切实进行经费管理改革,拿出有竞争力的薪酬,这可能会涉及未来科研队伍的问题,也涉及未来我们国家科技实力在国际上会否有竞争力。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沸腾”,转载请联系原账号。

【花日历】趁夜而开,乘槎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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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蕊Barringtonia racemosa,玉蕊科科长,得名于花蕊的形态颜色和质感。这个科的物种数不多(200来种),分布却遍及整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热带亚热带地区,西至马达加斯加,东及南美洲西海岸。

当你在上述旅行的时候,也许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很多相隔数千公里的海岛或大陆,海滨植物的物种看起来都差不多。从地质历史上来说,这些地方要么是板块分离已经很久,要么是非常年轻的火山岛,植物都不可能从陆地的途径彼此迁移。那么形成这样的分布格局的动力是什么呢?是洋流。太平洋上的洋流方向大致如上图(渣手绘没细节大家包涵……),北半球顺时针、南半球逆时针各有一个环流,赤道上还有一个自西向东的洋流。这些大洋里的河流如同他们在陆地上的亲戚一样,不舍昼夜地搬运着各种物质,其中当然也包括植物的果实和种子。这些能漂洋过海的果实和种子都具有耐海水侵蚀的果皮/种皮,以及浮力结构(比如疏松的内果皮或子叶间的空腔),其中最为大家熟知的应该是椰子,它是很多新生岛屿的先锋物种。玉蕊科,尤其是玉蕊属Barringtonia的果实也有同样的结构,于是借着洋流的运送分布到如此广大的地区。上图中,台湾岛东部海上有一条自南向北的暖流,名为黑潮。台湾植物区系中来自大洋洲和南太平洋的成分,很多是由这条洋流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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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蕊夜间开花,用香味招引蛾子传粉,是典型的蛾媒花(Phalaenophilous flower)。初次尝试夜拍,发现无敌三的高感真是非常给力!其间也发生了看到传粉者过于鸡冻而导致相机拿倒这样的乌龙事件……总之大家当活动脖子就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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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蕊的花只开一晚上,太阳升起花冠即脱落(此处有夸张),然而落瓣亦有可观之处(虽然下图被很多人称为玉米皮和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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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蕊这个词来源于唐朝的一些传说,比如玄宗之女唐昌公主在长安兴业坊手植的一株玉蕊花。唐朝诗人如元稹、刘禹锡等人也有咏玉蕊诗传世。由于唐时玉蕊栽培失传,后人对玉蕊究竟是啥多有争议,对象包括八仙花、琼花、山矾、栀子甚至西番莲。日人松村任三著《植物名汇》,引日本文献《质问本草》中的“玉蕊”,作为Barringtonia racemosa的名称,并以其作科、属名,这是今天中文植物学文献中“玉蕊”一名的来历。但Barrintonia无论形态还是分布范围栽培文化都与中国传统所谓玉蕊不相干,只是花蕊形态很容易顾名思义。故植物学泰斗吴征镒先生(我每次都要打成无争议是闹哪样……)考证说玉蕊应该是山矾科的白檀Symplocos paniculata,并在《云南植物志》中将Barringtonia改称金刀木属;另外该属在台湾叫棋盘脚属。我们循当代植物学界习惯,用玉蕊一词指代Barringtonia racemosa。以此例说明植物分类学实际上是文献考据之学,做的是名实对应的事,花的是皓首穷经的功夫。

为什么说“象牙贸易合法化不能打压走私盗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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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请你认真听我讲一个关于象牙的故事。

过去三十年里,管理濒危生物国际贸易的华盛顿公约只批准过两次象牙贸易。第一次卖给日本,第二次卖给日本和中国。

象牙贸易合法化,能够拯救大象吗?

当时,人们对象牙合法化的前景寄予厚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非洲象曾经遭受大规模猎杀,但1989年华盛顿公约(CITES)全面禁止了象牙贸易,此后十几年里野生非洲象至少在数量上稳定了下来,几个国家还有增长。最严重的危机已经度过,可以展开一些实验了。

实验内容,自然是通过合法象牙来打压走私市场。这个做法看起来好处多多:

其一,合法象牙的到来意味着供给增加,假如需求不产生相应变化,那就会打压象牙价格,从而打击盗猎者的利润。

其二,非洲几国历年来积累了相当多的合法象牙库存,有些来自大象自然死亡,有些来自海关收缴的走私货物,如果不找渠道出售,那要么一直放着要么销毁。

其三,出售这些象牙不但可以募集到很多资金支援保护事业,还可以给当地居民提供保护大象的物质激励。

所有这些,在理论上都合情合理。

1997年,CITES曾允许日本从南部非洲三个国家一次性进口50吨象牙,并在那之后逐步建立了走私监控网络收集数据。2008年,CITES第二次开了绿灯,正式批准大象状况良好的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南非和津巴布韦四国将108吨政府拥有的象牙出售给中国和日本,所有销售所得都用于大象保护和支援当地居民。为了管理这批象牙,中方采用了一物一证制度,即每一个合法象牙制品都需伴随一份许可证。

从此,非洲迎来了一波新的盗猎浪潮。

合法之后,象牙盗猎逐年攀升

2012年,国家地理刊发了名为《血象牙》的封面专题报道。调查人员发现,自08年合法象牙贸易以来,非洲盗猎走私逐年攀升,其中70%流向中国。2011年是自象牙禁贸以来的走私历史最高点,超过150个中国人因走私象牙被逮捕。而中国国内象牙原料的价格不但没有因为合法象牙和猖獗走私降低,反而比2008年之前增加了3倍以上。

国内超过半数的经销店根本就不提供收藏许可证,大量店面以费时费钱等理由积极劝说消费者购买时不要收藏证;而一物一证制度根本没能得到认真执行,象牙证件买卖本身已经形成了一个小黑市,很多证件只是为一连串同一形制的非法工艺品提供掩护而已。

国家地理杂志在2012年刊发专题报道《血象牙》

国家地理杂志在2012年刊发专题报道《血象牙》

这一年,刚果加兰巴国家公园的警卫发现乌干达军方出动了直升机入侵公园领地,一次射杀了22头大象并卷走了价值超过一百万美元的象牙。

当时CITES认为,不能确认象牙走私的猖獗与合法象牙贸易有关,可能只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在非洲投资的结果。

但2016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项中君(Solomon Hsiang)与普林斯顿大学的生态学家瑟卡尔(Nitin Sekar)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经济发展不能解释这一现象。他们在论文中指出,盗猎状况从2008年开始出现了无可置疑的转折点,非洲南部几国的大象盗猎增加了66%,黑市走私增加了71%,这个趋势不但无法用大象自然死亡来解释,也不能用任何经济变量解释,无论是中日两国的人均GDP、两国和大象分布国的贸易状况、中国在大象分布国的投资和雇员,都不行。

因此,他们的结论是,合法象牙销售“增加了消费者需求,降低了为黑市供应象牙的成本,从而促进了黑市象牙生产。”

与此同时,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公布了新的大象普查数据:非洲象总数截至2015年约为41.5万头,比2006年减少9.3万头(普查还发现了此前未知的18000头大象,所以真实的减少值可能接近11.1万头)。特别是,不在合法象牙出口国之列的东非地区遭受了最大冲击,大象数量减少了近50%。

当然,这只是验证了其他研究者长期以来的猜想:

象牙许可证的执行难度本来就很高,也很容易受到贪污腐败的侵蚀。

合法象牙的存在会让消费者认为象牙是合适的奢侈品,从而增加购买欲望;如果奢侈品市场掀起了宣传热潮,足以淹没任何合法供应。

合法与非法混杂会给执法部门带来巨大的障碍,而很多非洲国家已经没有余力大幅增加对抗走私的投入,更不要说反走私国际合作是如何艰难。

实验就此停止

残酷的现实,压倒了人们用合法象牙挽救大象的希望。

这个希望还不能说完全破灭,但短期内不太可能有新的合法象牙实验了。2010年赞比亚和坦桑尼亚试图效仿2008年的先例,但是激起了远比当时更大的争议,最后赞比亚主动撤消了请求,而坦桑尼亚的提案也没有得到足够的赞同票。这以后,陆续有些国家发起了象牙合法贸易提案,也再没有获得通过。截至2017年,各国政府已经销毁了近300吨象牙库存。

肯尼亚内罗毕公园中等待被焚烧的105吨象牙。图片:cites.org

肯尼亚内罗毕公园中等待被焚烧的105吨象牙。图片:cites.org

有些经济学家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项中君说在这项研究之前他曾是合法化的强烈支持者,现在正在重新思考。毕竟这个问题并非一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瑟卡尔指出合法化路线在鳄鱼保育里起到了良好效果,但大象和鳄鱼有不同的生物学特征,不可能生产足够的象牙彻底淹没黑市。

至少有一点值得安慰的是,此刻的非洲象整体还没有那么危急,很多国家的种群数量还在提升。盗猎虽然可能伤害局部种群、毁灭大象的家庭和社会结构,短期内还不至于导致物种或亚种级的灭绝。

然而,如果在老虎和犀牛上进行这种实验,比如重新允许使用虎骨和犀角制作中药……

那可就是另一回事儿了。

洞穴那么窄,蚂蚁如何防止“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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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要建筑新巢时,蚂蚁们会开始忙碌的挖掘工作:叼起沙土颗粒,把它们一点点运送到地面,从而在土壤中造出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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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下挖掘时,蚂蚁们制造的通道通常比较狭窄。狭窄的通道能更好地支撑身体,避免在垂直攀爬时打滑,而且用比较少的体力就可以挖得更深。但是,在狭窄的通道里来回往返,这岂不是很容易发生堵塞?当一只工蚁走进洞穴,发现迎面而来的工友挡住了去路,它会怎么办?

今年8月发表在《科学》上的一项研究表示,很多时候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当场放弃。

研究者们把火蚁个体用不同的颜色标记,放进透明的容器中,观察它们如何挖洞。结果显示,相当一部分工蚁工作不怎么积极:它们可能压根就不怎么工作,或者在通道里遇到迎面而来的同伴时就立即放弃工作,直接原路退回去给对方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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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来就是图中这样。当向下走的蚂蚁y遇到了下方叼起土壤颗粒往回走的工友z时,y很多时候都会选择直接后退。当然,y这一趟就不会对推进挖掘有任何贡献了。示意图来自原论文)

这种应对方式造成了工作分配的不平均,用研究者的话说,大概30%的蚂蚁干了70%的活儿。但适度的“懒散”和“退缩”对缓解拥堵确实有效,在缺乏指挥的前提下就保持了通道内的通畅。当然,那些干活少的蚂蚁其实并不是真的懒,如果研究者把搬砖最多的几个个体挪走,剩下的蚂蚁就会变活跃,让工程继续推进下去。

总之蚂蚁告诉我们,在空间有限的时候,适当放弃其实效率更高。如果要控制一大群小机器从事挖掘之类的工作,应该也能用到同样的策略。

(不知道这一点能不能应用到分手厨房上……)

原论文: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1/6403/672

相关报道: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8-08/giot-mww080918.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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